浅谈推动“二孩政策”的先行者
“全面两孩”政策的推行，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大“仁政”，它对中国社会伦理、经济潜力等方面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更是积极的。
这一政策的推出，既离不开高层的远见和担当，也离不开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集体“呐喊”。在他们中间，67岁的梁中堂是最值得我们去认识的一位。
因为，他不光“呐喊”，他还用自己的人生去实践。他曾牵头开辟了一块不为人知的“计生试验田”，在“一胎化”的环境之中寻求突破，去证明中国旧有计生政策“纠错”的必要性。这一切，只因为他对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充满了真切关怀。
2015年10月，中国终于启动了梁中堂多年来一直大声疾呼的“两孩”政策。不过，梁中堂告诉记者，“全面两孩”不是终点，在人口政策上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改进。
不为人知的二胎“试验田”
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从高层到贩夫走卒，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共识是摆脱贫困。在这种大背景下，一系列国家新政策出台，奠定了中国未来30多年的经济和社会走向。在这些政策中，公认影响最深远的是改革开放。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另一些政策则饱受争议，计划生育就是如此。“现在来看，计划生育这个政策不存在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样的讨论价值。”67岁的梁中堂语气坚定，声音充满了力量，像一位40多岁的壮年之人。
梁中堂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中国最早反对“人口控制论”的专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难能可贵的“践行者”。
在很多中产家庭、白领人士为“全面两孩”欢呼的时候，恐怕很少人知道，在中国的山西翼城县曾经有一块计划生育的“试验田”。这块试验田曾一度被定为“国家秘密”，在这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必须“晚婚晚育”，同时怀上两孩有“间隔”。
正是这块“试验田”，证明了“两孩”政策的合理性，为今天的“全面两孩”政策提供了一个事实的基础。但“试验田”来之不易，它倾注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肇始于1970年代末。1978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同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
在计划生育逐渐成为“国策”的过程中，山西省委党校的青年教师梁中堂经过长期调研，发现“一胎化”政策会有大问题。因为，让中国农民普遍接受只生一胎几乎不可能，强制流产只会增加妇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此外，在对部分地区的样本分析后，他发现“一胎化”从长期来看，会对社会和经济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倒金字塔”人口年龄结构。这不但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和经济问题。
显然，梁中堂的`这种判断是对的，也是超前的。但在计划生育成为国策的大背景下，他这些话并未引起重视。
在计划生育写入宪法一年后，即1979年12月，梁中堂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尽管提议无果，梁中堂没有放弃，他不断地试图把自己的声音向更高层传达。
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再次上书中央，建议试行“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
这一次没有让他失望。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进行小范围试验。最后，在梁中堂的持续争取下，翼城县的“二胎”试点终于获得了当时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准。
从此，翼城这个山西南部名不见经传、盛产小麦的小县，成为了中国的首个 “人口政策特区”。
超越计生框架看生育
在梁中堂主持下，“试验结果”出乎意料。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20多年的超长期“试验”中，该县人口非但没有暴增。相反，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1982年~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但这个“二胎试验区”却只增长了20.7%，人口数量从25万人增长到30万人。
在翼城试点之后，全国总共有13个小城市计划试点“二胎”，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这让梁中堂非常兴奋。1987年，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而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禁外传。
翼城试验证明了中国农民不会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乱生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成功的。但梁中堂认为，翼城试验也是失败的，因为一个被证明了的“真理”，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被承认，更无法被推广。
1991年，有关部门再度强调了要贯彻现行的“一胎化”政策。随后，其他试验区被陆续取消，只有翼城一地得以保留，这和梁中堂本身的坚持，以及翼城作为首个试验区的“特殊地位”分不开。
梁中堂并未放弃，他不断发声、不断写报告，呼吁中国的计生政策回归到允许二胎这样更加“人本”的道路之上。但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这让他心灰意冷。2004年，梁中堂已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官至厅级。他选择了离开，决定到上海，在一个曾经“一胎化”执行最严格的地方，重新开始对人口政策发展历史的梳理。
中国的知识界开始质疑“一胎化”政策，其实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2010年之前，质疑者并不多。而在2000年之前，更少有人敢于和一项被写入宪法的“基本国策”较劲。在经济增长的狂飙之中，多数知识分子关注着“大问题”，或者现实的“经济问题”，并不愿意在计生问题这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上花费唇舌与时间。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1970年代末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二胎政策开始，梁中堂是在以个人的力量，和这项饱受争议的“基本国策”较劲了数十年。
不过，现在的梁中堂开始了“反思”，他的整个人口学框架正在彻底颠覆。他对《南风窗》记者说，此前，不论是上书中央领导，还是主持翼城试验，他都是在计生政策“框架”之内进行的。而现在的他认为，应该超越这个“框架”来看问题。
“生育是人民的权利。”在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推出之后，当有记者问他，如何评价这项“进步”时，他会强调生育的私人性，反对外界的过多干预。
梁中堂坦言，中国的计生政策肇始于“浩劫”之后。当时，中国太穷太弱，就业、升学乃至吃饭问题都极为严峻，这种严峻的情况给了决策者这样一种印象，认为这些压力都与人口太多有关，因此必须控制人口。
值得思考的是，计划生育这项重大国策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真正要改变并不容易。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体现了中央高层的决断和魄力，也回应了人民的期待和像梁中堂这样的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的呼吁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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